宋亚平：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也要冷静剖析宝博体育- 宝博体育官网- APP下载 BaoBoSports

2026-01-08 1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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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这是我在2015年前后给研究生授课时的一篇讲义，后来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补充，很多事例与数据都是当时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但考虑有些观点与看法同那个时候“”的精神不大一致，本着大局观念，一直没有发表。现在可谓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了，当年许多被激烈讨论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实践的检验。今天借蒙格斯论坛的专栏机会，又重新作了一点点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间的一些新收集的数据，在内部发表一下，仅供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同仁们批评指正和参考。

　　1994年，在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莱斯•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问题之前，仍然很少有中国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去讲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算账也是只算农业经济的政治账。“文革”期间，曾流行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但这是特殊产物，不具备普遍性。我当年上山下乡务农，辛辛苦苦干一天，生产队给我计10个工分，年底结算时仅折人民币0.08元。那时候没有人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是因为人们几乎从不怀疑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即使在处于“八亿农民搞饭吃而饭还吃不饱”的尴尬境地时，我们也总是自豪地宣称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其劳动生产率之高自然是理所当然和无懈可击。直到2019年9月份，时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还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学生讲：“我们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了我们对于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需求，依靠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提供了世界25%以上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可见人家农业农村部的领导对农业算账的格局确实很高。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农产品的政治地位逐渐被淡化，经济属性不断地被显化。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先是“游击战”，继之“运动战”，最后“阵地战”，终于形成了全方位的对接。通过日趋激烈的近距离“格斗”，人们发觉中国农业就像中国足球队：后场守卫盯不住人，防御漏洞百出；中场老在盘带横传，不能组织有效进攻；前锋则无法摆脱对方夹击，就算拼到了禁区之内，却又缺“临门一脚”。所以，中国农业技不如人的情况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为了知己知彼，专家们遂在相互比较中开始借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来解剖难以“刺刀见红”的原因。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也在一次公开的大会上更是大声疾呼：“荷兰只有22万农民，2015年却创造了82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中国有2.2亿农业劳动力，同期农产品却比荷兰少110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400多亿美元。”认为外国1个农民的能力水平顶我们中国1000个农民的说法，这是唯心主义思维模式诞生以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按照他的说法，劳动生产率如此悬殊，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自然而然地成了天壤之别。

　　除了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之外，还有与国内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的。张红宇认为，“1978年中国的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是1:7.5:5.8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农民仅仅相当于七分之一的工人劳动生产效率，接近六分之一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虽然不断地在提升，但仍然低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按他算账，2017年，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比例仍然达到1:4.5:3.8的关系，即只有工业的4.5分之一和服务业的3.8分之一。从数学角度讲，这么算，技术上并不难。但也有不少人怀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效率比较，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数学的公式算出来。

　　在我们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在一些工业领域也许能够得到符合范式的实践论证，形成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工业品的加工生产在工厂里可以不分日夜晴雨，也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按一定标准便能程式化反复操作。但是，在与千变万化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农业领域则未必有效。因为农业生产对于耕地、土壤、淡水、劳动力、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有着极强的附着力与依赖性。农业生产能否获取较好效益，很多时候并不完全依靠“人努力”而往往取决于“天帮忙”，也就是说得由“老天爷”说了算。此方面有无数例证，东西方国家皆可俯首即拾。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截至2018年底，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为56401万人，农业就业人员数为34178万人，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24亩，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57.47亩，美国劳均经营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3.6倍。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套用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农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极小，中国农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极高，故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产品数量与经济效益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农民的水平。在中国农村，不管农民怎么去扩大复种指数，也无论如何去精耕细作，一家人就那么几亩薄地，而且还要分成好几块儿，无论怎样去算账，农业的投入产出比也是算不过人家美国农民的。

　　然而，正是这种资本化结构、规模化经营和科技化支撑，也使得美国为农业现代化付出了非常巨大而高昂的代价。从现在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看，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的投资大，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约投入8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而占第二位。在生产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亿～4亿吨粮食，要消耗6000万～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同时消耗大量的磷、钾等肥料，导致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的现象亦很严重。我想提醒的是，在对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算账的时候，这些要素是该加进去还是要刨出来？

　　还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欧洲等一些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尽管可以创造经济学理论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却不能天然地降低而且还会不断地抬升生产综合成本。换个角度讲，就整体而言，如果将全社会对农业产业领域的各种贡献，其他经济领域边际效益对农业农村的溢出，特别是把物化了的人工（化肥、农药、能源、机械和社会化服务等全要素）投入也都放进去全面比较的话，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不一定高于中国。

　　我国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综合补贴是从2005年税费改革之后才开始发放的，而且很少，占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也很小。发达国家就远不止这个数了。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仅联邦政府财政发放的农业直接补贴，目前已经占到农场总收入的11％。如果算农场农业经营净收入，则占比高达42％。可以说，假如没有政府财政年复一年不间断的优厚补贴，美国农民绝对没有胆量敢漂洋过海来向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的中国农民“叫板”。就算来了，也可能会“死”得很难看。

　　关于中国农产品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的问题分析中，还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声音或者说具有压倒性的观点，就是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太陈旧落后，必然会严重影响和大幅降低中国农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导致农产品先天性“贫血”与“缺钙”。就连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唉声叹气，觉得这种完全“原子化”了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生产结构形态，就如同冷兵器时代的一大群手执大刀长矛的散兵游勇，根本就无法抵抗和战胜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用“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西方现代化农业“军团”。

　　现在，多数人的眼中，看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先进与陈旧，衡量的“标尺”主要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农业模式。在他们看来，这些西方国家以大规模、集约式、专业化和社会化分工合作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代表的就是农村社会的典型性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反之，则肯定是传统的落后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比较效益之所以普遍很差，“原罪”就在于农民家庭经营模式的落后性。

　　2018年，我看了一位叫张云峰的农业科技人员写的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农业路向何方》。他认为，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组织体系上的“一盘散沙”。他觉得农业农村改革虽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搞活了市场，但也“将早期社会主义阶段构建的、完整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组织化体系完全打散，而伴随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上还是农产品市场流通方面，不但未能构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反而使整个农业生产领域和农产品市场流通领域变得更加分化，相互间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你争我夺，进而难以像党和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样，能够对农业进行一体化统筹，并实现资源的优化与合理配置。”

　　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新视角，而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坚持此论，或对此论感同身受，甚至还进一步推断：40年前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属于一次农村生产关系的明显倒退，就像是向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模式的简单回归。在他们看来，一盘散沙般原子化的家庭经营组织形态，即为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翻版，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细碎化，要素配置差，资本构成低、抵御自然与市场风险能力弱，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